基于我国2010—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绿色金融对绿色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2010—2019年，绿色金融对全国绿色经济发展效率有显著提升作用，但存在较强的区域差异，对于绿色经济发展效率越高的区域，绿色金融对其效率的提升作用越强，反之越弱；二者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水平双门槛效应，其中双门槛间，绿色金融对全国绿色经济发展效率提升作用最大。进一步的中介模型分析显示，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绿色经济发展效率，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产业结构升级在西部区域的中介效应最强，东部次之，中部地区最弱。为促进绿色金融对绿色经济发展效率的正向影响，不断提升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各地应不断完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助力绿色产业发展的同时抑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努力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效率的省际差距，推动全社会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融资约束限制了企业投资活动，是制约我国上市企业发展的瓶颈之一，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势在必行。本文基于金融约束理论、金融抑制理论以及贫困理论，首次对企业金融“贫困”进行概念界定，为减轻企业融资约束水平寻求解决方案。具体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多角度分析影响“一带一路”企业金融“贫困”暴露程度的因素和企业反“贫困”能力的因素，并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综合权重，对A股“一带一路”板块21家注册地在江苏省内的企业金融“贫困”程度开展评价研究。结果表明，2013—2018年，江苏“一带一路”企业全部具有金融“贫困”特征，其每年贫困指数均值在1.1~1.9之间，且“贫困”风险预警有逐年增强的趋势。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发展较缓等企业外部环境加重了“贫困”程度；在企业114项样本数据中，11个巨警样本均来自民企，因此从企业性质来看，国企较民企金融“贫困”水平更为乐观；此外，企业国际化程度越高、规模越大、盈利水平越高、东道国政局越稳定，金融“贫困”特征越弱。根据评价分析结果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1）政府应加强金融资源引导，创造良好的金融外部环境；2）企业则应提升自身反“贫困”能力，缓解融资约束水平。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重大工程投资项目绿色冲突愈发强烈，寻求有效手段化解绿色冲突是重大工程投资项目成功建设运营的重要支撑。论文从冲突主体和行为因素之间的影响力出发，强调绿色冲突中冲突主体与冲突行为的联动作用，构建“利益相关者—环境风险因素”2-模网络，选取2000—2018年中国发生的53起重大工程投资项目绿色冲突案例，以“中间人”角色为抓手分析重大工程投资项目绿色冲突的特征及关键环节，从而化解绿色冲突带来的风险。研究结果表明，冲突网络密度为0.457 1，内部黏性较强；当地政府办公室、环境保护部门、当地民众、媒体等利益相关者不仅在绿色冲突网络中中心性最高，有最强影响力，而且向群体内外交流的角色作用也最强，有最为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和强烈的信息交流意愿。因此必须建立环境风险预警系统，把解决关键环境问题与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同时放于化解绿色冲突的首位。

在具有跨境河流属性的澜湄流域水资源取用过程中，澜湄合作机制立足于国际合作的政府高度，对于各流域主体的利益平衡具有重要作用。针对流域各国在无统一监管机制下可能存在跨境河流水资源取用过度等不合理的问题，基于澜湄合作机制视角，以“老挝沙湾-泰国莫达汉”两主体博弈行为为例，从理论层面分析影响各博弈主体选择取用策略的因素，建立地方政府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对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和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各参数变化对地方政府策略选择的影响及其影响效果。研究结果发现：澜湄合作机制加大监管力度和惩罚额度、提高抽查结果反馈效率，都可以促使地方政府选择合理取用，且可由其设定的差别惩罚系数对博弈收敛周期具有“催化作用”；对地方政府而言，降低开发成本、增强效果收益、高度重视选择不合理取用带来的损失、受到来自博弈另一方的外部溢出效应减弱，都使其更偏向于在澜湄流域水资源的国际区域合作中选择合理取用策略。

信息传播贯穿社会风险扩散的全过程，政府治理行为对风险信息传播有着重要影响，直接影响社会风险治理效果。本文在分析信息传播与社会风险关系的基础上，阐述信息治理的必要性，结合政府在信息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借鉴经典传染性模型，构建社会风险信息传播模型，研究政府治理行为对其传播规律的影响，并以工程项目社会风险治理为例进行仿真研究。仿真结果表明：1）政府信息治理延长了风险信息传播达到峰值和稳态的时间，有助于减缓社会风险传播；2）行政干预与正面回应都能增加信息传播系统中易感者比例，减少感染者比例以及达到峰值时的潜伏者比例，同时达到减缓社会风险信息传播的目的；3）正面回应对信息传播系统中各参数影响较大，正面回应手段更有效。从信息搜集、处理、发布的信息流动全过程视角，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逐渐成为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环境利益冲突的宣泄口，社会公众对其环境影响的非理性认识极易形成网络谣言，放大社会风险。论文以环境损害谣言为切入点，探索重大水利工程项目中“政府-媒体-公众”多主体互动下的网络谣言传播机理。通过改进谣言传播模型，定量研究谣言在网络中传播的超时空性、多主体性、广泛性对风险管控的具体影响，进一步分析政府监管定位与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的有效手段。Matlab仿真结果表明，辟谣速度、辟谣强度、信息公开程度等管控策略应针对传谣群体、谣言阶段、谣言形成原因以及谣言重要程度等的不同因情施策，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